十大法理學經典案例，法學生必知
2021-06-03 15:33 點擊：次 【字號：大 中 小】
在你的法理學課堂上，老師提到的那些經典案例，你還記得嗎？
1、瀘州遺贈案
四川瀘州的黃永彬與妻子蔣倫芳結婚30多年，有一養子。1994年起黃開始與張學英來往，1996年起二人公開同居，依靠黃的工資（退休金）及獎金生活，并曾經共同經營。但黃永彬與蔣倫芳并未離婚。2001年2月起，黃病重住院，蔣倫芳一直在醫院照顧，法院認為其盡到了扶養義務。4月18日黃永彬立下遺囑：“我決定，將依法所得的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一套住房售價的一半（即4萬元），以及手機一部遺留給我的朋友張學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張學英負責安葬。”4月20日，該遺囑在納溪區公證處得到公證。黃去世后，張根據遺囑向蔣索要財產和骨灰盒，遭到蔣拒絕。張遂向納溪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依據《繼承法》的有關規定，判令被告蔣倫芳按遺囑履行，同時對遺產申請訴前保全。從5月17日起，法院經過4次開庭之后（其間曾一度中止，2001年7月13日，納溪區司法局對該公證遺囑的“遺贈撫恤金”部分予以撤銷，依然維持了住房補貼和公積金中屬于黃永彬部分的公證。此后審理恢復），于10月11日判決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法院判決依據《民法通則》第七條“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基本原則，認為黃某的遺囑雖然是其真實意思的表示，形式上也合法，但遺囑內容存在違法之處，且黃某與原告的非法同居關系違反了《婚姻法》的有關規定，黃某的遺贈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為，因此是無效的。本案判決獲得了當地民眾的熱烈支持，但卻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評價為“道德與法”“情與法”的沖突，甚至認為這是在輿論的壓力下做出的一起錯案。
2、齊玉苓受教育權案
齊玉苓與陳曉琪均系滕州八中1990屆應屆初中畢業生，陳曉琪在1990年中專預選考試時成績不合格，失去了升學考試資格。齊玉苓則通過了預選考試，在統考中成績為441分，超過了委培錄取的分數線。后來濟寧商校發出了錄取“齊玉玲”為該校1990級財會專業委培生的通知書，陳曉琪在其父陳克政的操縱下，從滕州八中領取了該通知后即以“齊玉玲”的名義入濟寧商校就讀。陳曉琪從濟寧商校畢業后，以“齊玉玲”的姓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工作。齊玉苓經過復讀，后就讀于鄒城勞動技校，1996年8月被分配到山東魯南鐵合金總廠工作，自1998年7月，有相當一段時間下崗待業。1999年齊玉苓在得知陳曉琪冒用其姓名上學并就業這一情況后，以陳曉琪及有關學校和單位侵害其姓名權和受教育權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陳曉琪侵害了齊玉苓的姓名權，判決陳曉琪停止侵害，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齊玉苓賠禮道歉并賠償其精神損失費35，000元。齊玉苓不服，提出上訴，要求陳曉琪等賠償各種損失56萬元。
該案二審期間，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3日專門就該案作出了《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法釋【２００１】２５號），明確指出：根據本案事實，陳曉琪等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了齊玉苓依據憲法規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權利，并造成了具體的損害后果，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山東高院8月23日作出了終審判決，判決陳曉琪停止對齊玉苓姓名權的侵害；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齊玉苓賠禮道歉；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7，000元由陳曉琪和陳克政賠償，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齊玉苓因受教育的權利被侵犯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由陳曉琪、陳克政賠償，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賠償齊玉苓精神損害賠償費50，000元。
3、杜寶良巨額交通罰款案
2003年10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10月22日，北京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該辦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5月23日，安徽進京務工人員杜寶良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得知，他在北京真武廟路同一地點違反禁行標志105次，均被“電子眼”拍攝記錄在案，須交罰款10500元、交通違章記分210分。這意味著，起早貪黑、以販菜謀生的他一年白干了。自打交了1萬多元的交通違法罰款后，老杜兩口子的生活就被打亂了，“每天在家就是復習交通法規”。
此事經媒體披露后引起廣泛關注，輿論稱之為“杜寶良現象”。
北京市交管局法制處認為，“暗中執法符合法律規定，是交管部門針對交通違法行為采取的一種執法手段”。新交法賦予了交警查處交通違法行為的權力，交警擁有執法權，暗中執法正是交警行使執法權、查處違法行為的一種方式。為達到嚴格執法的效果，交管部門采取了多種手段，包括現場疏導指揮、電子眼監控、交警直接拍攝等，其中也包括暗中執法。
有出租車司機就此事發表感言：我們開車走在沒有交警和電子眼值班的地方，還要不要遵守交規？我們很多駕車人都有一種心理，好像遵守交規是為對付交警而不得已的行為。現在設置交通電子眼的目的也就在于針對這種心理與現象而設的吧。如果哪天我們的駕車人獨自一人行駛在沒有交警和電子眼的路上，仍能自然而然地按交通規則開車，那電子眼就可以休息了。電子眼剛剛開始不久，碰到這種事恐怕也是頭一次，應該有個改進的過程，所以把板子打在交管上有點感情色彩。我倒覺得駕車人應該多想想自己如何守法。“這個人不知道這里不能這樣走”恐怕不能作為逃避責任的借口，否則還怎么去執法？我們這里，講借口而推避責任的事太多了。這里更不應該以農民還是律師來劃分該不該遵守交規的界線。
也有社會人士認為：作為司機，無論是什么水平的司機，不管有什么理由都必須遵守法規，不能因為不懂法就可以違法，然后人們對他們表示同情，這不符合情理。“杜寶良違章事件”其實暴露出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對交法普及教育不夠。我國現行的新交法是40多年出現的第一部交通法規，到現在實行才一年多，而各地相關細則實行的時間更短，因此需要幾千萬有車人以各種方法進行交通法的普及宣傳。制定法規的目的是讓人們都遵守，如果僅僅靠罰那便偏離了制定法規的目的了。對于司機來說，有義務主動學習新交法及相關細則，不應該以不知道等理由推托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如果說這件事有什么意義，那只能說暴露了交通管理的弊病和駕車人素質這一現實。此外，這也正是一次對新交法的普及教育。
北京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就此表示，在日常的執法中還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在告知違章中，就沒有很好考慮到，現實中一些公民還不能及時通過網絡了解違章行為。在今后的整改中，要強化交通標志，使人一目了然。市局將整改規范公安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
6月13日，杜寶良在律師的陪同下，就“萬元罰款單”一事向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今年40歲的杜寶良告訴記者：“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官司。”
杜寶良的律師王英指出，根據《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第107條第二款的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發現機動車有未處理的違法行為記錄的，應當書面告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駕駛人，機動車所有人或者駕駛人應當按照告知的時間、地點接受出處理。” “西單隊記錄了杜寶良未處理違法行為高達105次，卻從未履行過其‘書面告知’義務”。
6月18日上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告訴庭正式向杜寶良發出了《行政案件受理通知書》，內容為：“杜寶良：你訴西城交通支隊西單隊一案的起訴狀，本院已于2005年6月13日收到，經審查，你的起訴基本符合法定受理條件，本院決定立案審理。”
在得知法院立案的消息后，杜寶良表示，過去他一直認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這次是他平生第一次走進法院大門，而且還是“民告官”，老家的人都知道了。但現在他改變了以前的想法，“那么多人幫助我，尤其是為我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我也開始知道一些法律知識了，懂得用法律保護自己了。”
4、河南洛陽種子案
2001年5月22日，汝陽公司與伊川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約定由伊川公司為其繁殖玉米種子。2003年初，汝陽公司以伊川公司沒有履約為由將其起訴到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賠償。雙方對案件事實不存在爭議。雙方的分歧主要在賠償損失的計算方法上。原告主張適用《種子法》，以“市場價”計算賠償數額；被告則要求適用《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以“政府指導價”計算。
2003年5月27日，承辦該案的李慧娟在院審委會的同意下，下發“2003洛民初字”第26號判決書，支持了原告的主張，判令伊川公司按市場價格進行賠償。判決書中寫道：“《種子法》實施后，玉米種子的價格已由市場調節，《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作為法律位階較低的地方性法規，其與《種子法》相抵觸的條（款）自然無效。”。判決后，雙方都提出了上訴。
同年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下發了《關于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民事審判中違法宣告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地方性法規有關內容無效問題的通報》，要求河南省高院對洛陽市中院的“嚴重違法行為作出認真、嚴肅的處理，對直接責任人和主管領導依法作出處理”。省人大認為，李慧娟無權以法官身份宣布地方性法規無效，洛陽市中院的判決違反了《憲法》；人大是立法機關，法院是執法機關，主要任務是適用法律，法律的修改和廢止是人大職權范圍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否沖突，法院都無權去宣布法規有效還是無效。
隨后，洛陽市中院黨組根據要求作出決定，撤銷判決書簽發人——民事庭副庭長的職務和李慧娟的審判長職務，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審判員。
10月21日，河南省高級法院在一份對全省下發的通報中稱，“個別干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意識淡薄，政治業務素質不高。……無論案件具體情況如何，均不得在判決書中認定地方法規的內容無效。”
200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關于河南省汝陽縣種子公司與河南省伊川縣種子公司玉米種子代繁合同糾紛一案請示的答復》認為：根據《立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性法規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解釋（一）第四條規定：“合同法實施以后，人民法院確認合同無效應當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規為依據，不得以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為依據”，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認為地方性法規與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一致，應當適用法律、行政法規的相關規定。
4月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會通過《河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實施辦法》，辦法自7月1日起施行。《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同時廢止。
5、“見死不救”案
2004年11月12日晚11時30分，海南東線高速路122公里處發生一起車禍：海南某公司的韓某被大貨車擠壓到護欄上兩個多小時，萬寧市人民醫院的120急救醫生到達現場后僅僅是摸黑簡單地查看了一下情況，并沒有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車上。韓某因失血過多，兩小時后死亡。
如何解決這種恥辱性的“見死不救”為標志的時代道德困境，訴諸法律，還是重建道德？人們面對道德的失范，往往會想起法律的武器。
“見死不救”事件屢屢發生一再表明，這一社會問題，僅僅靠道德的約束和有限的法律責任是遠遠不夠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懲治這種具有極大社會危害性質的冷漠和怠責行為。也就是說，國家公務員在樹立和倡導社會公德和善良風俗上應當起到模范帶頭作用，這種“應當”可以提升到法律義務的層面；每個公民應當對自己義務范圍內的危險情勢負有義不容辭的救助義務，這種責任也可以強制提到法律的層面上。
早在2001年的全國人代會上，即有32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議案。建議刑法增加新罪名：“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
“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等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造成的社會影響相當惡劣，在有些國家早已有此類立法。在這次人代會上，劉如軍等32位代表也就此提出議案，他們建議在刑法中增加“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立法內容應包括犯罪行為的法律界定和懲治條款等。
有法律學者建議規定：公民對于國家公共利益與他人的合法權益遭受危害時，負有救助義務；對于“見死不救”的行為，可以按其社會危害性及責任人當時的主客觀條件，追究其刑事責任。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倪正茂和一些政協委員也曾提出建議——設立“見死不救罪”，并同時制定“見義勇為獎勵法”。
他們認為，“見死不救罪”的量罪依據，可以參考造成事情后果的輕重、事情發生時當事人的處置態度等等。見義勇為者獎勵可根據當事人當時的獻身程度、事情發生時的危急情況，以及所取得的有效后果等來決定。
6、里格斯訴帕爾默案
1882年帕爾默在紐約用毒藥殺死了自己的祖父，他的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下了一大筆遺產。帕爾默因殺人的罪行被法庭判處監禁幾年，但帕爾默是否能享有繼承其祖父遺產的權利成了一個讓法官頭疼的疑難案件。帕爾默的姑姑們主張，既然帕爾默殺死了被繼承人，那么法律就不應當繼續賦予帕爾默以繼承遺產的任何權利。但紐約州的法律并未明確規定如果繼承人殺死被繼承人將當然喪失繼承權，相反，帕爾默祖父生前所立遺囑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有效條件。因此，帕爾默的律師爭辯說，既然這份遺囑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既然帕爾默被一份有效遺囑指定為繼承人，那么他就應當享有繼承遺產的合法權利。如果法院剝奪帕爾默的繼承權，那么法院就是在更改法律，就是用自己的道德信仰來取代法律。
審判這一案件的格雷法官亦支持律師的說法，格雷法官認為：如果帕爾默的祖父早知道帕爾默要殺害他，他或許愿意將遺產給別的什么人，但法院也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祖父認為即使帕爾默殺了人（甚至就是祖父自己）他也仍然是最好的遺產繼承人選。法律的含義是由法律文本自身所使用的文字來界定的，而紐約州遺囑法清楚確定，因而沒有理由棄之不用。此外，如果帕爾默因殺死被繼承人而喪失繼承權，那就是對帕爾默在判處監禁之外又加上一種額外的懲罰。這是有違“罪行法定”原則的，對某一罪行的懲罰，必須由立法機構事先作處規定，法官不能在判決之后對該罪行另加處罰。
但是，審理該案的另一位法官厄爾卻認為，法規的真實含義不僅取決于法規文本，而且取決于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圖，立法者的真實意圖顯然不會讓殺人犯去繼承遺產。厄爾法官的另外一條理由是，理解法律的真實含義不能僅以處于歷史孤立狀態中的法律文本為依據，法官應當創造性的構思出一種與普遍滲透于法律之中的正義原則最為接近的法律，從而維護整個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厄爾法官最后援引了一條古老的法律原則——任何人不能從其自身的過錯中受益——來說明遺囑法應被理解為否認以殺死繼承人的方式來獲取繼承權。
最后，厄爾法官的意見占了優勢，有四位法官支持他；而格雷法官只有一位支持者。紐約州最高法院判決剝奪帕爾默的繼承權。
7、學生田某訴北京某高校案
1994年9月，田某考入北京某高校，并取得本科生學籍。1996年2月29日，田某在參加電磁學課程補考過程中，隨身攜帶寫有電磁學公式的紙條，被監考教師發現。監考教師按照考場紀律，當即停止了田某的考試。該校于同年3月5日按照本校有關規定認定田某的行為是考試作弊，田某按退學處理，4月10日填發了學籍變動通知。但是，該校沒有直接向田某宣布處分決定和送達變更學籍通知，沒有給予田某提出申辯意見的機會，還未給田某辦理退學手續。田某繼續在該校以在校大學生的身份參加正常學習及學校組織的活動。在此期間，該高校為田某補辦過曾丟失的學生證，每學年均收取田某交納的教育費，并為田某進行注冊、發放大學生補助津貼，還安排田某參加了大學生畢業實習設計，并由論文指導教師領取了學校發放的畢業設計結業費。田某還以該校大學生的名義參加考試，先后取得了大學英語四級、計算機應用水平測試ＢＡＳＩＣ語言成績合格證書。田某在該校學習的4年中，成績全部合格，通過了畢業實習、設計及論文答辯，獲得優秀畢業論文及畢業總成績全班第九名。
1998年6月，田某所在高校的有關部門以田某不具有學籍為由，拒絕為其頒發畢業證，進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門呈報畢業派遣資格表。
田某遂向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認為被告的這種作法違背了法律規定。請求判令被告：一、為我頒發畢業證、學位證；二、及時有效地為我辦理畢業派遣手續；三、賠償我經濟損失3000元；四、在校報上公開向我賠禮道歉，為我恢復名譽；五、承擔本案訴訟費。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決：一、被告北京某高校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向原告田某頒發大學本科畢業證書；二、被告北京某高校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60日內召集本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原告田某的學士學位資格進行審核；三、被告北京某高校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履行向當地教育行政部門上報原告田某畢業派遣的有關手續的職責；四、駁回原告田某的其它訴訟請求。
第一審宣判后，北京某高校提出上訴。請求二審撤銷原判，駁回田某的訴訟請求。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應當維持。上訴人北京某高校認為被上訴人田某已不具有該校學籍，與事實不符，不予采納。學校依照國家的授權，有權制定校規、校紀，并有權對在校學生進行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但是法院認為制定的校規、校紀和據此進行的教學管理和違紀處理，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必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北京某高校對田某按退學處理，有違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是無效的。據此，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的規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8、乙肝歧視案
2004年12月4日，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欄目舉辦的“2004年度法治人物”評選活動揭曉，張先著名列全國“十大法治人物”之首。張先著，蕪湖人，安徽某高校畢業生。2003年6月，25歲的張先著報考了蕪湖市公務員招聘考試，并在3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是，張先著卻因為攜帶乙肝病毒而被取消錄取資格。 我國目前大約有1.2億人和張先著一樣是乙肝病毒攜帶者。這個群體在入學、求職甚至戀愛婚姻方面受到種種排斥。面對這種情況，張先著一紙訴狀把蕪湖市人事局告上法庭，他希望以自己的訴訟喚起社會公眾對1.2億人的關注，消除對病毒攜帶者的歧視。這場官司因此被媒體稱作“乙肝歧視第一案”。 2004年4月2日，“乙肝歧視第一案”以張先著勝訴而告終。之后，浙江、四川、福建、廣東等省修改了當地公務員禁止錄用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有關規定。2005年1月17日，國家人事部和衛生部正式出臺了《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試行）》（國人部發〔2005〕1號）首次對公務員體檢健康標準予以明確限定。這次頒布的新標準明確，肝炎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可以擔任公務員。
9、重慶最牛釘子戶（訪談）
最牛“釘子戶”事件如何收場
———眾專家激辯重慶“釘子戶”事件
采訪專家：
梁慧星（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物權法專家）
孫憲忠（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物權法專家）
尹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物權法專家）
李曉斌（北京市律師協會土地法專業委員會主任）
溫來成（中央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周孝正（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楊建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行政法專家）
李延榮（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土地法專家）
毛壽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應不應拆？敢不敢拆？
政府大力宣傳物權法將使得人們“安居樂業”，房產這一多數中國人一輩子積攢的最大財富得以傳給后代。
但房與地產權分離的政策可能給“恒產”增加變數。
物權法五審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英凡就曾提出：“你可以買房子，但是房子下面的土地不屬于你。”從理論上說，中國的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城鎮土地歸國家所有。物權法里也如此規定，對于城市房屋所有者而言，他們擁有的只是土地使用權。
不過，“最牛釘子戶”事件的浮現，還是讓它的支持者們把目光和希望集中在這部新頒布尚未施行的法律上，在實踐中它能起到多大作用？它能不能經得起司法和民意的考驗？
梁慧星：如果以損害他人利益為目的，或者是你自己得利很少，但大家的損失很大，尤其是開發商合法取得了土地的使用權，它的權利也受損，就應該拆遷。因為這就涉及權利濫用了。
尹田：已經生效的判決應得到尊重。公民可以申訴，法庭可以特別安排暫停拆遷。法院在執行時也不能過于簡單，應聽取當事人的聲音，消除對立情緒。
孫憲忠：許多專家說要拆，我覺得恐怕太草率了，不能這么簡單化。如果老百姓真要在此尋死覓活，能強制去拆遷嗎？而且這個案子是物權法頒布之后遇到的第一個征地案件，法官也不敢因為輕率決定強拆而導致嚴重社會問題，這不會是一個光彩的歷史記錄。
李曉斌：物權法在個案中，會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沒有物權法，重慶釘子戶的關注度可能不會這么大，沒準法院就真正強制執行了。但在大范圍的案件中，不會有立竿見影的作用。
執法者以后會更強調私權利的保護，貫徹尊重私權利；在實踐中進行思考，促使一些司法解釋進一步制定。
周孝正：物權法還沒有生效，但意思已經到了，要依法妥善協調，不要你死我活，兩敗俱傷。
現在法院推遲強行拆遷是一件好事。開發商還是有一定的法律意識，讓這個小樓存在。
我贊成一個說法，就是這個房子留著，建設一個公園，這是一個里程碑，它是一種精神財富，可以提高我國的國格。
溫來成：法院執行一直很受關注，如果不能執行那么老百姓就不會相信法院。就這件事情來說，法院已經勸說過，無效的話，根據正常的程序，強行拆遷也是一種手段。但各方應該相互協商，找到好的辦法。如果補償合情合理，絕大多數還是能夠接受的。強制拆遷是最后的手段。
“釘子戶”是否有不搬的權利？
我國目前的拆遷和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是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為基礎，包括一些地方法規與行政規章。
“征收征用帶有行政強制色彩，不是平等主體關系，而是一種命令和服從。”尹田說。《條例》曾一度規定，“對于拆遷決定，被征用拆遷房屋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只能服從，不得拖延。”這規定是以后強制拆遷規定的源頭。
房管所的裁決和法院的判決均支持強拆。釘子戶能否牛到就不搬走？
李延榮：拆遷房子不是目的，目的是征用土地。拆遷其實是公益和私利的協調，國家總有一些公益性用地需求，土地的占有是排他的，被一個具體的使用權人占有，完全通過市場不可能協商下來，為協調這種矛盾，就必須實行征用制度。國外也有征用土地的制度對于政府而言，它擁有處置的權力，肯定是強制性的，無需征求意見。
楊建順：如果基于程序規范考慮，釘子戶是對秩序的挑戰。政府是收回土地，為了公共利益的實現，民眾有協作的義務。
李曉斌：強拆從成文法來說合法，從法理上值得探討，不能說完全違背法律精神。發達國家你不搬，鐵路就要拐彎。中國正處在大規模建設階段，我傾向于支持這樣的制度———都必須簽協議再拆遷，但現在可能不太現實，也許要再過十年二十年。
在物權法中，“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征收征用的條件，這在憲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均有規定。
尹田說，從立法技術上，拆遷補償是行政權力運用的問題，不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其他國家的民法也只能原則性規定。但因為矛盾突出，立法機關重點研究。梁慧星曾嘗試從“包括”和“不包括”兩個相反角度，在《物權法》草案中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以限制政府濫用權力。但物權法最終沒有界定公益拆遷概念。
政府拆遷一方面是為了舊城改造，另一方面又是開發商場，到底符合公共利益，還是商業利益？
楊建順：商業拆遷和公益拆遷是相對應的，都是為了實現公共利益。通過商品房開發，舊城改造，危改，實現公共利益；被拆遷戶實現改善生活條件；開發商實現商業價值。在三方利益均衡的條件下，拆遷征地才有可能實現。
孫憲忠：最近有兩個案例學者在引用：美國著名的輝瑞公司要在一個偏遠小鎮上建制藥廠，遭到當地居民反對，但是法院認為藥廠可以為當地提供就業機會，符合社會公共利益。我覺得這對嚴格的公共利益就有了松動。還有一個是美國修建帝國大廈時，也是認為大廈是美國的標志性建筑，也被理解為公共利益。
從這兩個案子看，都不是為了純粹的商業價值的增加，增加的價值不僅僅是為了政府利益。
從重慶這個案例看，這個地方已經是成熟的商業區，無非是把小商業者趕走，叫大商業者來做，當地政府還要收錢（土地出讓金）。紐約這個例子，政府根本是不收錢的。這有什么可比性呢？
李曉斌：現在“公共利益”寬一點可以。通俗說，是允許公共利益摻點水，大概有個平衡，不能摻得太多。在大區域，不能以房地產開發為主，以城市改造為輔；也不能單純開發房地產項目。
公共利益是個時代概念，不是中外概念，對它的限制也會逐步從嚴。逐步保護私權是一個趨勢，物權法畢竟才出臺，也是時代的產物，而且物權法也承受不了公共利益之重。
拆不拆從成文法上沒有商量余地，補償是維權的核心，也是出現釘子戶的主要原因。
李曉斌：從開發商的利潤和政府的利益中擠出一部分作為補償，我覺得這個目前能做到。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現在沒有辦法。
拆遷法的補償標準表面是按市場價格評估，其實是按房屋的補償標準，沒有說土地的補償標準。實際上大家認可的城市房子的價格，一定跟它坐落的位置有關。
所以拆遷部門往往考慮區位因素，以為就考慮了地的價格。但真正的市場價格，是在同樣的地段能買到同樣的房子。實際的補償款，經常只能到偏遠地方買到同樣的房子。
比如北京，拆遷范圍東到東六環，西到石景山，南到南苑，北到回龍觀，政府把你安置在哪都可以，但有的地方都不叫北京了。
以前老百姓取得土地使用權，當然沒交錢，但不能只承認他的占用，不承認他的地權和上面的價值。
孫憲忠：這幾年房地產漲價那么厲害，政府要是按照以前的標準拿地就說不過去了。就是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犧牲老百姓利益。
李延榮：按照國家標準已經得到補償的，仍然不滿足拒絕搬走，就叫釘子戶。我看那個釘子戶，其實給他的錢已經不低了，在北京都能買一套復式房子了。
楊建順說，補償金由開發商與被拆遷戶協商，百姓容易被各個擊破，反過來，他們對不同價的補償會產生不滿。
而本來，拆遷征地是政府與百姓之間的事情。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和國有企業建房，人們把拆遷當成一種福利。
2006年，孫憲忠在土地管理法頒布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言，建議國土部門在城市居民的房屋使用權等方面，“能進一步貫徹中央民權保護精神”，按照科學法理建立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甚至在有些情況下給老百姓一定的決策權。
李延榮說，目前城市拆遷矛盾多發的原因是，各地上的項目太多，拆遷面太廣，速度太快，而政府行使征地權，沒有明確的界限。征地是為了公共利益需要，但很多時候不是。如果征地拆遷不符合公共利益，如何阻止政府非法行為？李延榮說，政府可以強拆，“問題是拆遷法中沒有相對抗衡的辦法。”
孫憲忠：政府從被拆遷戶手中征收土地，和政府把土地出讓給開發商，這是兩個法律關系。目前普遍的做法是讓開發商直接和拆遷戶發生關系，這個也是當地政府在轉嫁自己的責任和風險。
李曉斌：政府沒有財力的儲備。按理說，應提倡政府在沒項目情況下的拆遷和征地行為，先解決與百姓間的房地產權問題，這是化解矛盾的很好方法。
而現在有的政府，一是沒有很好的長遠規劃，加上財力有限，不管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商業項目，只要下家拿錢來了就批。
這樣的話，政府就充當了拆遷的工具，這種行為還是不是國家行為就不好說，是行使所有權還是以公權力強制你拆呢？
這兩個環節應該盡量分離，以體現公平，避免出現舞弊，官商勾結。
李曉斌：對于政府和開發商，做到程序上的合法性很容易，裁決，或者申請法院的強制執行。但老百姓不想啟動拆遷程序，就很難，沒有相應的程序。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最后會感覺裁決判決，都是向著開發商和政府既定的開發意圖去的。
可以通過聽證程序，還可以向同級和上級政府反映，以及人大的監督。
在拆遷工作展開之后，我傾向于個體包括釘子戶沒有權利拒絕。中國還沒有保護個人利益到這樣的程度。但是如果這一片的被拆遷戶不認可你所說的公共利益，我覺得他們可以提出這樣的主張。
毛壽龍：老百姓認為“法院沒有尊嚴了”，這種想法還是有可能的。但這關系到司法改革的民主化進程。首先立法要好，不能讓利益集團傷害到群眾的利益，在拆遷這方面，立法要完善。第二，是司法本身，要有更多的解決沖突的方法，要完善司法程序。要注意民意，考慮陪審團的意見。第三，法院的力量要有良好的民意基礎，才能有更好的公信力。
10、深圳賣淫嫖娼示眾案
自2006年11月24日開始，一場“掃黃”風暴席卷深圳福田。據悉，這場打擊整治涉黃犯罪的專項行動將持續兩個月。11月29日下午，福田警方召開的這兩次公處大會，對近期在開展專項行動中抓獲的100名涉嫌操縱、容留、強迫婦女賣淫，路邊招嫖賣淫嫖娼，派發色情卡片等違法犯罪人員進行了公開處理。
11月29日下午，記者在沙嘴社區公處現場看到，50名涉嫌賣淫嫖娼等違法犯罪活動的人員被全副武裝的民警押解到現場。公處大會吸引了千余名當地群眾前來觀看，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長井亦軍宣布處罰決定時，現場不時響起掌聲。
據介紹，福田警方的打擊涉黃犯罪專項行動以沙頭、福田、南園、梅林、景田片區城中村為重點，全面查封違法違規場所，嚴厲打擊皮條客、燈頭（容留吸毒人員的組織者）、雞頭、媽咪、保護傘及其他黑惡勢力，打擊路邊、公園等場所招嫖女、賣淫嫖娼、派發色情卡片活動，清理出租屋內從事色情服務、賣淫嫖娼的違法犯罪人員，擠壓利用出租屋違法犯罪的空間。
福田警方統計，11月25日、26日、27日，警方共出動了3000人次警力，連續開展三次集中統一行動。截至11月27日下午5時，共破獲涉黃案件109起，抓獲違法犯罪人員167人，其中賣淫嫖娼行為人67人，站街招嫖女71人；其中刑事拘留17人，行政拘留142人，同時查封取締場所79家，查封出租屋78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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